过一磅的治疗”以及“60%的本土化胜过100%的西方化”,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,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,单凭这一点,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。
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,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,更没有完全照抄兰安生的方法,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
他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,一部分是预防,另一部分则是诊治;前者让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深入小巷、工厂、学校,把预防保健相关知识编成儿歌、快板儿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广为传播,让预防的观念深入人心,帮助居民实现主动要求预防保健的转变,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水平。
而在诊治方面,分配管辖该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要进行大约5—10次的家庭访视,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,不仅有访视记录,卫生事务所病案室也存有他们的家庭记录,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;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,查找起来非常方便。
另一方面,地段还和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各科门诊紧密配合,对病人进行及时治疗,如果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一所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,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疗,则由卫生事务所转送合同医院;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,则由卫生事务所转回地段,由护士设“家庭病床”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,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。
如发现病家有经济困难时,地段护士则将病案转介卫生事物所的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,这样以来,许多病情都被消灭在轻微阶段,大大减轻了当地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,很快这一模式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。
他们对卫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,只要穿着卫生事务所的制服从街道、小巷里走过,都会收到亲切地问候,有什么事情需要左邻右舍帮忙,出来招呼一声就行。
慕容武和袁小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非常充实,不仅开始考虑起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所有城市,如果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所有城市的话,中国人的寿命一定会大大提升。
沈隆则摇了摇头,“我们能在京城实行这种模式,是因为学校除了钱,还可以利用实习的名义让学生们免费劳动,不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,仅仅每天管两顿饭就行了,尽管如此,学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。”
“现在五万人的区域已经快撑不住了,要是扩大到全国,这又得多少钱?多少合格的医生、护士?”再小的开支,乘以四万万老百姓都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。
“那我们现在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?”慕容武喃喃问道。
“积累经验,等日后政府真正愿意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,就能用上了!”
请收藏:https://m.fbdtk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