摆在赵昺可以参考的实物就是陈凤林‘改进’的武刚车,其‘先进’之处就在于将前人的牛皮犀甲换成了木制厢板,其它并无大的改进。而他前世最为熟知的却是明代名将戚继光使用的‘偏厢车’,这个时期正处于冷、热兵器交替混用的时期,也曾是在网上争论以车制骑选用最多的范例。另外一个便是捷克军队抵御十四世纪欧洲重骑兵的‘胡斯战车’,那时欧洲也处于火器刚应用于战争中,不过争论的焦点在于两轮、四轮战车哪个先进。
任何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,而是具有传承的,后来出现的偏厢车也是同样。在赵昺的记忆中,明代首先是郭登在大同曾经建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,辕长一丈三尺,宽九尺,高七尺,厢用薄板,配置火铳,每车编配十人使用。作战左右相配,前后以钩环相互勾联,车上载有衣物、粮食、器械和阻马的麓角。
到了成化年间,明朝名将俞大猷镇守大同,此时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、攻城战,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,加上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,难以支持大兵团作战。他便因时、因地制宜,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,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。
俞大猷根据兵法中所谓的“车胜骑、骑胜步”的原则,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,马上步兵、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。其以为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,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,又能发挥火器优势。他根据这种相克关系,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,放开手脚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——大同镇兵车操法。
俞大猷其督造的新型战车车式,使用独轮车。车轮直径四尺六寸,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,各长一丈二尺,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,以便推运,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。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。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,大佛郎机一门,盾牌两个,小月旗两面,布幔一幅。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,相当于车的方向盘,由队官一人把握。车前有两个支架,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。车后又有两个铁锥,停车时插入地里,相当于船锚。
新战车每车五十人。其中大旗手两名,牌手四名,虎叉手两名,钩镰手两名,拨刀手四名,共十四人。这些人精习武艺,平时站在车旁,不参与推车,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。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,分两班,一班八人,两边各四人推车。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,而是火器手。十六人中,有鸟铳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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