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了徐宗仁,赵昺陷入了沉思。此前他一直以为在自己多次的整顿后,官吏队伍已经趋于稳定,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。正所谓可以共患难,不能共富贵。今日一席长谈,他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,形势的变化已经让人心浮动,不仅是个人想从胜利中得到好处,且开始从各自的阶级利益角度考虑,欲在其中分得最大一块蛋糕。
赵昺却清楚虽然己方暂时取得了胜利,但革命远未成功,且仍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,蒙元绝不会坐视其身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新生政权,不管和议能否达成,两国之间的战争也依然会持续。而一个稳定的政权是保证胜利的基础,那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队伍就首先要保证稳定和高效、务实。
官与吏在职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、吏主事务。也就是说,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,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,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,从而呈现出指导、管理、监督、协调等职能。而吏胥作为政令执行者和直接的管理者。
赵昺明白胥吏在历朝历代的政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,当然也清楚他们留给世人的狡诈、贪婪形象。不过他以为从事实来看,胥吏的积极作用应大于这个群体的消极影响。宋代胥吏在各级官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,不仅超过了隋唐,亦为明清胥吏所不及。他们虽然卑贱如奴仆,却往往能够代官理政,越权行事,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。以致士大夫惊呼:近时吏强官弱,官不足以制吏。甚至将官府曹司形容为公人世界。
如果要解决官吏相侵的问题,赵昺知道并非一纸诏令可以解决的。而是要从宏观角度去看,却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,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中最根本的一点,即是官僚士大夫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对胥吏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。官员越倚重于胥吏,则胥吏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加突出。
之所以会出现官员依重于胥吏,原因是多方面的,既涉及到国家对官与吏管理模式的不同,亦关乎官僚士大夫对政事的态度,也就是说,士大夫专心学术而无心细务;胥吏则专于俗事而详知法典。胥吏长期在官府内从事诸如抄写、誊录之类的具体事务,年深日久,对本部门内的各项法令自然详熟。而官在不然,他们读的是圣贤书,对于实务可谓是一窍不通,不得不依靠胥吏来代为行事。
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官制与吏制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体系,官有流品吏有资级,如果想由吏入官,按照吏胥升迁制度的规定则十分困难。仁宗时改为文官三年一迁,武官五年一迁。导致无有贤否,由出身而关升,由关升而改官知县,由改官知县而为四辖六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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