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位伟人说过‘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,就是土地问题’,而古代农民起义也往往是因为土地制度的崩溃,土地兼并导致广大农民失地,流离失所生活无依。宋代不抑土地兼并,南宋由于地域减少,人口增加,宋末土地兼并也极为严重,土地集中到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,导致社会矛盾激增,对国家失去信心,也不能不说是亡宋的原因之一。
而蒙古人更奇葩,不仅未着手消除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,反而是大肆掠夺、兼并土地。元朝的土地,从占有形式上看,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。官田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,包括屯田(军屯、民屯)、职田、学田、草场、牧地以及皇帝给予贵族、官僚、寺院的大批赐田;民田是指官僚地主、一般富户地主、寺院以及自耕农占有的民间土地。
元灭南宋,对于蒙古、色目统治阶级和投靠蒙古统治者的北方各族官僚地主来说,便是他们掠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;对于一般汉族地主而言,又正是趁火打劫、兼并土地的绝妙空隙。所以元朝统一全中国后,大土地所有制在宋、金的基础上迅展,统治阶层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多,自耕农的土地却愈来愈少,或沦为封建地主的佃户,或流离失所,短短的数十年内,便出现了较北宋、金更为严重的土地高度集中现象。
宋、金两朝灭亡后,不但原有的官田转为元朝政府所有,宋、金两朝的贵族、官僚、军阀们所掠夺的土地也成了元朝的官田,其数量颇为可观。元朝官田的另一来源,是籍没官田和得用各种借口直接括占私田。南宋守土官员坚决抵抗元军者,江南地主支持南宋政权抗元斗争的其田产没为官田。
元朝蒙古统治者进入汉族农业地区后,认识到使百姓安业力农对于巩固其统治大有利处,故元朝初年,忽必烈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展的政策。可是,由于长期游牧生活的传统习惯,以及为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,尚需要大批战马,所以全国统一后,牧场、草地仍在继续扩大。在分布全国的军队驻地周围,又都开辟牧场孳养马匹,而内地和南方的牧场和草地主要圈自民田。
元朝屯田布列于全国各个角落,自中原到边疆,无地不屯。屯田既广,官田不足,便夺民田。又常以被签民户自备“己业田“充数,而屯户世袭,于是连自己占有的部分田地也成为官田。自由农民一旦被签为屯户,既失去土地,又失去人身自由,世代被强制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上,沦为国家的永久佃户。
另外元廷将一部分官田赐给贵族、官僚,其数量之多、滥赐之盛,亦为历史罕见。蒙古、色目贵族和各族官僚,除从朝廷那里得到大量职田和从皇帝那里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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