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‘摘指’完朱熹,好像还不过瘾,接着说道:“朱文公在被弹劾之后,他并没有进行坚决的驳斥,而是上书认罪,这其中有人说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,得以完成其著作;也有人说定有其事,否则为何认罪;还有人说完全是污蔑之言,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认罪。但吾以为不论真假,其一旦认罪便坐实其过,即让皇帝失去了庇护其的理由,丧失了实现理想的机会,也让门人子弟受到了牵连,实是不智之举。”
“唉,这也许就是命数!”王应麟能说什么,只能叹口气道。
“陆象山也是这个毛病,吾对他们敢于直言上谏的勇气,亦是十分钦佩,但同样是不知为官之道。”赵昺又言道,“淳熙九年,其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。上任之初,登门拜访者甚多,其嫌频繁应酬,难有闲暇,便闭门拒客。此举看似清高,但是也将自己隔离,失去了宣传自己理念,结交朋友的机会,使自己陷于孤立。”
接着,赵昺又讲了陆九渊在京中任职的几件事。他即到太学讲课,首讲《春秋》六章,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自己的华夷观点: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,中国贵而夷狄贱。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。夷狄之所以“贱”,是因为其不知礼义,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,因此纵然“盛强”,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,这正是“圣人之大忧”。
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,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,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。朝廷重视生产,劝课农桑,兴修水利,民和俗静,家给人足,牛马遍野,余粮委田,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。当时社会民生富庶、人民安居乐业、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。
而陆九渊却希望利用自己讲课的机会,向学生宣传华夏夷狄的区分、中国的可贵所在,借此鼓励学生的爱国情感,以图激发他们对收复失地和抗金的热情。应该说爱国北伐都不错,但是此举却有违当时的国策,有与朝廷对着干的嫌疑了。
淳熙十一年,陆九渊迎来了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。他写了五篇奏札,将自己的理想及对朝廷上下局势的政论见解向孝宗坦陈:
第一札,讲君臣相处之道。他指出孝宗用人不专,多所猜忌,君臣之间不能上下一心,至“临御二十年,版图未归,仇耻未复,生聚教训之实。”
第二札,陆九渊提出了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则,即要有求道之志。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,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“道”,指出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循“道”,才能最终收到所谓“治世”。
第三札,陆九渊专论知人的问题,把知人列为天下第一等大事,劝孝宗明知人之理,谙用人之道。
第四札,陆九渊坦陈了自己对施政之法、治事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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