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把棍子放在地上不管,而是放好后用脚踩着。
这个细节也许观众没有注意到,但正体现出赵本山对生活的观察。盲人放下木棍时要用脚踩着,因为怕别人把棍子给拿走了,脚踩着才放心。
不得不说他塑造的人物具有浓厚的边缘性特征,比如说生理障碍的盲人、不务正业的算命先生二混子。
农村、农民、赵本山,三点一线连接起来,勾勒出东北文化的地形图,这一地形图的最大特征是搞笑、幽默。
作为借助电视媒体所提供的想象空间,春节联欢晚会毫无疑问画上时代的痕迹,成为社会语境的产物。
比如《牛大叔提干》中牛大叔对社会造假现象的抨击:装经理,现在经理也多,连我们后院儿老杨头养两只种羊,现在都管他叫羊种。
硬生生打脸当时的拜金。
另一个熟悉的身影范伟,彼时的范老师还未转型,专门塑造反面典型。什么领导司机、领导秘书、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小头目……
直到98年的《拜年》,终于变成即将升职的范县长。身上是城市中的另一种代表,他们现实、功利,有着市场转型时期的迷茫与堕落。
真正成为范伟演艺生涯分水岭的是《卖拐》和《卖车》,不再梳着偏分发型,戴着金丝眼镜,变成脑袋大、脖子粗的笨拙小人物,这个形象让全国观众瞬间认识并同情起他。
小品说完就是二人转,你仔细品,是不是也有一点脱口秀的特征?
之所以这种单人表演形式能够出现在东北演员的节目中,与前炕上唠嗑密切相关。因为炕上唠嗑并非是一问一答式,而是一人主讲,另一人如同捧哏一般听其讲故事,一人主讲结束后,另一人开始自己的讲述。
在同一时空内,东北的唠嗑往往是一人叙述的而叙述内容中又夹杂许多趣闻,这不就是就是包袱和梗?
脱口秀是一种工业化产物,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也是一种工业转型期的产物,两种形式相向而来,让东北人在脱口秀中找到了重新说话的地方。
只不过他们的脱口秀内容,更多是体现某种群体的心声,我们听到东北的口音,却看不到东北的黑土,如王勉的《逃避之歌》。
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逃避。
多少面对繁忙工作的年轻人听到这句话时,会大呼过瘾。然而这种态度只能存在于脱口秀的段子里,现实中依然是成堆成堆无法回避的事实。
可能这就是今天脱口秀演员与东北小品语言艺术的不同,他们让人回归于本身,专注于个人的情感,从而引发一个时代群体的共情。
可以从中发现丧文化在年轻人情绪中的蔓延,这不只体现在段子里,也体现在动作里。不信看看李雪琴。
刚出场就连续出现三个丧。
人家也是京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同为脱口秀演员的呼兰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,都是别人家的孩子。
但当褪去光环,成为普通人后,他们用梗戳破这个社会的坚硬壁垒,用自黑和讽刺解构生活的难题,在笑声中、在默契中、在心领神会中,这届的年轻人与他们的时代达成和解。
当代年轻人群像表达出同龄人共有的焦虑。这种自黑在东北人的聊天内容中经常出现,是东北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,通过自黑来实现自我安慰。
借由丧所传播出的消极态度,成为一种通过刺痛、主动确认无能与失败,来宣泄情绪、抚慰脆弱的新快感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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