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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,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,他们已经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长沙转了一大圈。
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,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。
简短寒暄过后,罗素环顾四周说:“非常漂亮的校园,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。”
蔡元培说:“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。”
“原来是这样,美极了!”罗素说,“最近在中国的路程,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,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,记得游览西湖时,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,虽然辛苦,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。”
李谕说:“那不见得是好事,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,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。”
罗素吸了口烟斗:“你说的有点哲理。”
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:“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,便赞美中国人,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。”
随后,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“哲学问题”的讲座。
他一共讲了五场,包括“心之分析”“物之分析”“数理逻辑”“社会结构学”等。
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,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。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,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,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。
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,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:第一,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;第二,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,应当进行彻底改造。
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,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。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,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。
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,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。
不过《申报》刊载罗素的演讲时,用的副标题是“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”。
报道后不久,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。比如周作人在《晨报》上发表了《罗素与国粹》一文,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,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,这是很要不得的,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,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。
当然了,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,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,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,还应保存他国国粹,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。
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。
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,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,为了保持绅士风度,没穿外套,意外染上了风寒。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,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。
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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